2023年5月4日下午，“汉语现代性获得之路”讲座在广东七星彩图书馆举行。历史学院访邀日本关西大学外语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研究员沈国威老师就词汇在汉语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进行集中讨论。广东七星彩历史学院副教授董成龙出席并参与讨论。

讲座伊始，董成龙老师简要介绍了沈国威教授的研究背景和学术视野。沈国威教授主要关注中日词汇比较研究、汉语词汇教学法和中日近代词汇交流史等领域。近十年来在进行中日词汇比较研究、汉语词汇、汉字教学研究的同时，在“汉字文化圈近代新词的诞生：创造、交流与共享”的框架下审视现代汉语词汇体系的形成问题，近期尤对近代民族国家的成立与国语的形成及其两者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多有探索。

在讲座开始后，沈国威教授首先梳理了“近代”和“现代”等术语。日语中“近世”“近代”“现代”三个词通常分别指江户时代（1600−1867）、明治时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868−1945）以及战后这三个时期。“近代”不仅是时段的名称，同时也是m-odernity获得的历史过程。中国历史学上“近代”所指称的时期的起点是中英间的鸦片战争（1840），而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则被当作“现代”的开始。

历史分期的设定也映射到语言研究上。汉语的现代化进程始于1910年代，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于1920年代末初具规模。汉语史研究中就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区分标志问题众说纷纭。王力认为语音、语法和词汇三者中，应将语法作为主要依据，关注汉语本体的变化；吕叔湘则强调言文一致的实现是汉语现代化的分水岭，应着眼于语言在社会运用上的变化。社会的转型引起了语言的剧变，主要包含以下层面：语音方面，由南京官话转变为北京官话；语法方面，文言虚词的消失和定语修饰成分的长大化；词汇方面，新词语的增加。随着书面语使用者的爆发式增长、语言内容和话语行为的质变，以及传媒的多样化成为汉语近现代转型的重要动机，新增词语引发的词汇体系的重构是汉语现代化的最重要的体现形式。

接下来，沈国威教授从词汇的角度，对汉语的现代性问题进行讨论。首先，1910年代是汉语词汇的剧增期，新增加成员主要包括四类：科学用语和抽象词汇等二字名词（或称为“新名词”），例如哲学、神经等；二字动词、形容词（或称为“新谓词”），例如出勤、优秀等；二字区别词，即非谓形容词，例如人工、国立等；“−性、−化”等新词缀，及“−员、−机…”等类词缀。新增词语的共同形态特征是“二字词”。二字词的语言功能包括“精密描写”以及“讲述与听解”。

其次，只有二字词才能应对科学的进步和日益复杂的人类社会，对非日常的新知识，讲者能说出，听者能听得懂，即满足“科学叙事”的要求。“科学叙事”即“讲科学”，应该具备以下要素：空间方面，课程的教授在教室等学校设施或其他公共空间展开；内容方面，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等构成现代人知识背景的常识；对象方面，教授对象为学生，其背景知识由教学大纲规定。

再次，在满足“科学叙事”的基础上，沈国威教授认为还应对“文”的内容做出合乎时代的规定，即实现“言文一致”。言文一致的“言”是超越方言的口头共同语（即普通话），“文”是应用之文，而非文学之文，实现的媒介是教科书及教师的课堂讲述。因此，“科学叙事”的话语行为以“言文一致”为基本条件，是语言现代化的本质所在。

最后，沈国威教授得出结论：言文一致是汉语现代化的根本性标志，而与语法等因素相比，词语是言文一致得以成立的基础。当新知识的课堂讲授成为表述内容与话语行为的新常态，词汇体系的重构也就不可避免了；词语的更新又反过来使言文一致成为可能，并最终决定了汉语的现代性。